马文（1907～2004），又名质文，广东省五华县河东镇油田化裕村人。193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到达瑞金参加红军。在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任枪械修理师，历任红军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企业部部长和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长。1934年10月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8年到达延安在抗日大学学习，后任八路军印刷厂厂长、延安八路军总后勤部军事工业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空军工程部政委、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1961年调广州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机械工业计划局局长、中南局计经委第二机械工业局局长；1965年任中南局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南局国防工办主任、中南局视察室副主任。2004年4月29日在广州逝世。

马文（1907～2004），又名质文，广东省五华县河东镇油田化裕村人。

1926年，水寨振兴学校（今水寨中学前身）就读高小的时候，聆听了本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古大存的讲演，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参加了古大存率领的农民队伍游行示威。以后他与同乡以打枪（制造枪械）为活。

1930年，他和马木松、周亚木、丘林华等42名打枪技工，从兴宁辗转到江西省兴国县谋业。

1931年7月到瑞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此时正是中央苏区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缴获四、五万支枪械，但多已损坏，需要重修方能使用。红军司令朱德得知马文一行是造枪能手，亲自接见，高兴地说：“你们这批打枪师傅的到来，我们有如旱禾见水。红军正需要你们来修理这批枪枝。”并即设宴和举行文艺晚会接待。后经过整训，除分配同行6人支援福建苏区红军外，马文等36人留在瑞金被安排修械所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

中央留下陈毅坚持南方革命斗争。马文亦奉命跟陈毅留下来坚持了三年艰苦的南方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时止。

1941年，马文奉调到延安中央机关工作，与时任中共中央党校一部主任的古大存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和党内要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安航空学校第一政委、校军政委员会书记，东北军区军事工业部政治部主任。碰巧又与古大存一起工作，常得到古大存的指教。

1949年底，马文又随古大存车南下。后奉命调回北京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空军工程部政委，以后又调任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

1961年，又从北京调往广州，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负责一个部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马文受到冲击。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后担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离休后享受副省级待遇。马文先后撰写了回忆刘少奇和陈云的文章。

1984年4月，马文为中共五华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出版的《古大存在五华》一书作《序言》。

2004年，逝世于广州。

翻开被岁月浸润得发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马文的工作履历证明人有陈云、叶季壮、肖劲光、谭政、伍修权、何长工、刘亚楼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他戎马生涯转战南北数十载，为人民军事工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为我国国防工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共和国当之无愧的人民军工事业开拓者之一。

中央苏区时期，从事兵工厂军火生产与管理

马文（1913-2004），又名质文，五华县河东镇化裕村人。因家境贫穷，高小毕业后跟随叔伯乡亲在五华、梅县等地以打铁谋生。1931年7月，他和马木松、周亚木、丘林华等42名乡亲，辗转来到江西瑞金红军军火修械点寻求活计。9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得知马文一行是修造枪械能手，在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亲自接见这批工人，朱总司令高兴地说：“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热烈地欢迎你们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希望你们很快地到兴国官田去和那里的工人同志一起，把红军兵工厂迅速建立起来。我们红军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万支枪，堆积如山不能使用，希望你们很快地把这些枪械修理好……你们一批会造枪修枪的人到来，（红军）有如旱禾见水啊!”籍此，马文与这些已经在军火修械处、所打工的42名工人正式参加了红军，踏上革命征途。同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10月，中央红军成立兴国官田兵工厂，内称“中央军委兵工厂”，对外称“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它是我党最早独立创办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兵工厂，被誉为“人民兵工的始祖”“国防工业的摇篮”。随后于1933年相继成立银坑弹药厂和寨上杂械厂。兵工厂建立初期有工人250多人，吴汉杰任厂长，马文是技术工人同时担任职工委员会委员长。他以身作则，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人中威信很高。那时，兵工厂经常开展劳动竞赛，“多造一颗子弹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多修一枝枪等于多消灭10个敌人”成为每一个工人自觉行动。那时实行“三八制”（工作、学习、休息各8小时），但是工人往往自动加班加点，而且不领额外报酬。工人们上下班通常是两头黑，多次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为了照顾工人健康，工厂往往要限制过多劳动，尽量使大家休息好。

1933 -1934年，马文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国家企业部部长和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长，在刘少奇和陈云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苏区兵工厂及其他红军企业的职工运动工作。

中央红军兵工厂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建立起来，马文作为兵工厂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工厂创建和工人生产生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工人政治觉悟很高，工作热情高涨，但生活待遇微薄，每月工资普遍在15-35元之间。1933 年初，6名熟悉车床操作的上海工人经地下党动员到厂增强技术力量。由于条件差，生活苦，工作紧张，加之认为工资待遇低（上海时言定每月工资60 元），以至工作消极，虽经多次教育，仍然我行我素。领导对此着急，其他工人也意见纷纷，要求处分或开除他们。经刘少奇介绍，马文去当面请示毛泽东主席关于“上海技术工人参加红军兵工厂工薪问题”的解决办法。毛主席认真听了汇报后亲切地说“仍按每月60元工资继续发半年，红军兵工厂的厂方、党支部和工会要在半年中争取、团结、教育他们，使他们成为先进工人…… 这6名工人是能够争取过来的,他们6人中总有两个比较好，一两个比较中间，一两个比较差的，你们应该先着重团结较好的，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再逐渐争取和团结其他人……要对个别人谈心做工作，说服教育，多重用他们的技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按照这个办法，一定可以行得通。”还亲自提笔给6名工人和工厂分别写信。马文回厂后立即将主席指示和亲笔信转达给工厂领导，大家听后认真贯彻执行。6名工人看了毛主席亲笔信后，也消除疑虑和抵触情绪，积极投身工作，向往进步，靠拢组织，还主动提出把工资减下来，与苏区其他工人享受一样待遇。果然3个月后，6名工人中有2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除1人还有些不安心外，其他5人都积极工作。上海技术工人参加红军兵工厂的工薪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在一次募捐大会上，他们主动提出把半年工资全部捐献出来慰劳红军。

1934 年9 月，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中央军委决定将官田兵工厂、银坑弹药厂和寨上杂械厂陆续迁往瑞金岗面，将工人和干部编成一个工人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兵工厂工人分三批也随之突围北上长征。第一、二批出发的260余名工人均带走全部可带走的机器，破损和没装好的机器则被全部埋掉。12月底，第三批工人临走时为了不让敌人利用兵工厂生产武器，烧毁了厂房。马文则奉命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38年才辗转到达延安。至此，苏区红军兵工厂共修配步枪4万余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翻造子弹40多万发，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颗，有力地支援了伟大的革命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为武器装备和军工事业发展披荆斩棘

1938年后，马文先后在延安抗日大学、延安行政学院、延安党校二部当学员。1940-1942年，马文在延安八路军兵工厂、延安八路军印刷厂任厂长，后来担任军委总后勤部军事工业处处长，是在被誉为“红色老管家”之称的军委总后勤部长叶季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马文在边区工厂开展工作甚为活跃，采用挑战书等生动活泼的形式组织工人开展革命竞赛，并取得了很多丰富宝贵的经验。1940年出版的《中国工人》杂志第四、五、七期分别对“八路军印刷所革命竞赛成绩优异”经验进行了连续报道。同年9月10日，八路军印刷厂全体职工提出自动增加义务工作一小时，并致边区各工会：“为了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自动要求政府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义务工作…… 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10月1日出版的《中国工人》杂志第九期报道了竞赛成果：“八路军印刷厂全体职工努力下，生产总数比过去增加20%左右。”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在延安抽调马文在内的首批100名干部前往东北接管大城市。1945年9月，由于美国利用海陆空大规模运输工具支援蒋介石，助其迅速运输兵力占领沈阳，致使我军仅对沈阳接收了半个月就被迫退至通化等地。根据新的斗争形势，中央在东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依靠人民群众，扩大了解放军力量，最后消灭了国民党，收复了东北许多中小城市。期间，马文奉东北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之命，两次执行并圆满完成武器运输重大任务，为东北解放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弹药。1948年11月2日，沈阳战斗刚结束，我军接管队伍在陈云领导下，当天进城实施接管任务。马文当时所在的东北民主联军军事工业部派出200多名干部组成一个大队，马文是军事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治委员，随陈云率领四千干部一道进城，负责接管沈阳的军事工业。这次重大、复杂的接管工作情况进展顺利，很快稳定人心并及时进行复工生产。

1946年9月-1947年12月，马文任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第一政委兼军政委员会书记。他上任时，由于战局不稳，航校先后辗转移至牡丹江、东安、长春等地。办学的客观环境不安定，加之人员来自四面八方，除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这些人成份复杂，出现了个别人思想动摇甚至企图叛逃的现象，也出现了有些干部学员感到前途未卜，要求调动工作等问题。为此，航校开展了一次思想大整顿，这为办好航校打下坚实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同时，航校因陋就简，搜集日军遗留下来的航空器材，自己制造酒精代替汽油，利用日本俘虏当教官，培养出我国第一批航空飞行人员和航空地勤人员，这些人后来成为我军空军建设的骨干。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志愿军空军首战部队的团队指挥员和战斗员大部分是老航校学生，他们击落了美国所谓的“王牌飞行员”，打败了美帝的“空中优势”。当时最著名的志愿军空军英雄张积慧、王海等大多数是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东北老航校办学3年零9个月（1946年3月-1949年12月），培养各类航空人员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参谋人员88名。

解放战争初期，中央东北局成立东北军事工业部，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兼政委，马文为政治部副主任。此时东北军工，经过几年的自力更生，拥有五、六十家工厂六、七万工人。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军工部除供应四野的弹药以外，还要供应全国每个野战部队需要。如沈阳兵工厂大量制造山炮弹，当时四野每个班、排都有一门轻便的六0炮，均是利用日军留下的破烂汽车轴改造而成的。四野攻打锦州时，军工部供应了一列火车的炮弹才顺利攻下。在何长工和伍修权的领导下，马文在军工技术、生产与管理方面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在组织和监管沈阳兵工厂山炮弹制造生产时，他深入工厂掌握生产选用材料、配方比例、弹壳冲压工艺以及弹头炸药等情况，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按前线要求数量圆满完成任务。后来，马文任沈阳地区军事工业党群工作委员会书记，直接领导沈阳规模很大的沈阳兵工厂和皇姑屯炮弹厂等单位。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军工与国防教育领域挥洒汗水

1950-1953年，马文任空军工程部政委，此时的空军司令员是刘亚楼上将。1952年，正值抗美援朝时期，马文从空军支援国家重点企业国营一一二厂（沈阳飞机工厂前身）任厂长。当时，该厂承担飞机修理、装配、制造、试飞和空军备件订货等国家任务，还承担前线战事飞机修配的繁重任务。他经常在外出差，有时几周或几个月没有回家。充分依靠工人群众智慧，调整车间、工段干部，加强车间领导，通过解决生产环节矛盾加强生产准备措施利于缩短工时、节约材料、提高质量和效率，从而保证了国家各项任务的完成，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援。

1954年9月，中央调马文任国家重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政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北航创建于1952年，是由当时清华大学等八所院校的航空院系合并而成的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科技大学。马文到北航上任，正是建校之初，百端待举，尤缺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1955年学校成立资料器材调拨组，由马文直接领导。他多次亲赴军委空军司令部和航空工业局等单位，积极联系仪器设备及资料调拨，几乎跑遍全国各相关单位。仅1955年，就从空军等部门调入有关航空资料5万余份，苏、美制飞机11架，各类苏、美制航空发动机21台，军械仪器150多箱，飞机和发动机零件10多箱，苏制实验设备50台，还有众多航空材料和设备。1956年又接收飞机、发动机资料15473份、保密图书1137册，并调入大批保密器材。他还出面协调，统筹各方，解决了1958-1959年涉及航天航空技术领域10个型号飞行器研制和新专业、实验室建立所急需的大量金属材料、化学用品以及各种设备、器材和技术等难题，为教学、科研和飞行器研制成功，提供充分物资和技术保证，立下汗马功劳，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肯定。

马文还十分注重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初到北航，他就用了半年时间，与校内大多数教授、副教授进行个别交谈，掌握其思想状况、专长、执教课程内容，所爱专业现状和发展方向，并征求对学校教学、科研和生活等方面意见建议。为充实政治理论教师队伍，还组织选派高年级学生到北大等校攻读研究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北航马列主义理论课骨干力量。他还十分关注青年学生身体健康成长，动员学生广泛参与群众体育活动和各类竞技运动，“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而锻炼”在北航蔚然成风。马文在北航的任职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他对北航付出的辛勤和汗水，永远留在了广大师生员工心中。

1961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成立，中央调马文任中南局计委军工局局长、中南局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南局国防工办主任等职，负责中南五省三线的军事工厂和建设，监管空、海军国防重要工程建设，为中南五省三线的军工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马文受到冲击，身心受到极大伤害。1976年10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1984年10月，按副省级待遇离休。2004年5月，马文在广州病逝，享年91岁。